进入20世纪90年以后,随着锆石U-Pb同位素测年技术的进步,单颗粒锆石同位素稀释-热电离质谱法(ID-TIMS)和锆石微区原位U-Pb同位素定年技术(SHRIMP、LA-ICP-MS)相继在国内得到推广与应用,我国地层同位素年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蓟县剖面及燕山地区中-新元古界的同位素年学研究也相继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只是这些工作及近来的进一步验证主要都是围绕着这套地层序列下部含有火山岩夹层的大红峪组和团山子组展开的(陆松年和李惠民,1991; 李怀坤等, 1995,2011; Lu et al., 2008; 张拴宏等,2013)。
zm的蓟县剖面最早于20世纪30年初为世人所知(高振西等,1934)。自此以后,从最初的“震旦系”到后来的“震旦亚界”,几经演变,终在20世纪90年初,这一厚近万米的地层序列被确认为中国的“中-新元古界”标准剖面(中国地质科学院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1980;邢裕盛等,1996;陈晋镳等,1999;全国地层委员会, 2001,2002)。其归属“摇摆”不定的原因,在于这一地层序列的地质年学属性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未能得到有效且准确的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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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盆纪和二叠纪生物大灭绝后,叠层石的丰度在短期内大幅增加的现象似乎让“后生动物论”的支持者看到了曙光。然而寒武大爆发后,理应锐减的叠层石意外地复苏的事实,以及与此相似,奥陶纪末、三叠纪末和白垩纪末生物灭绝事件并没有导致叠层石复苏的事实再次冲击这种观点的可靠性。